大运会火炬手严金秀：希望激励更多人参与科研工作

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

在法理上，公共领域作为主权结构在治理过程中的投射，实际上提示了执政党领导人民的主权结构与执政党主导的公共领域整合在价值上的同源及其实践契合。在此基础上，探讨宪法体制作为国家规范表达的构成和意义，分析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逻辑和制度结构。

它摆脱了计划经济塑造的单位制社会束缚。具体而言，中国宪法体制的构造，包含以下三大结构及其对应议题：执政党领导人民的主权结构制度化，以人大为中心的政体及治理结构优化，以及由社会建设推动的基础结构塑造等议题。有关国家的组织原理和规则，也会因此体现差异性。一方面，政府迫于道义压力，往往倾向于以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无暇以治理体系的结构调整来根本性地杜绝类似问题，自然无法实现公共舆论与制度进步的良性互动。４．以公众参与和社会组织，型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构建公民监督—公众（社会）监督—议会控制—主权救济的监督体系。

１９８９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建立了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在对峙中，把政府行为当作国家行为的简单化倾向，就会以偏概全，加剧民众对国家的误解。侧重引导时，则既可体现为以人大系统为代表的指导关系，也可体现为以法院系统为代表的监督关系。

总路线和重大政策一旦确定，各地方政府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是由单一制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一是党的领导：在序言中以三段篇幅，从逻辑上全面覆盖党的领导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三）形成要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根据《宪法》第2条第2款，无论是中央职权抑或地方职权，均由本级人大行使。第一，中央的统一领导既是前提，又是规则。

可见，我国作为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相关单一制特征在规范上集中体现为《宪法》第3条第4款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回归《宪法》第3条第4款的语境，中央的统一领导与集中以及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与民主之间分别存在对应关系。

除领导和管理外，该条尚有（统一）领导和管理两种表述，这三种表述也就形成了横向比较空间。（二）统一领导的宪法脉络 统一领导初见于《共同纲领》第33条，但仅限于经济部门的场域。但第89条第3项规定国务院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并不属于各部委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相关事权在中央与地方间配置的具体方案、配置的方式和路径、配置结果的落实以及配置争议解决等权力，均由中央持有。

七八宪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五四宪法的体系特征：第11条第2款确立了中央的统一领导的宏观原则，明确其作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前提要素而非并列元素的规范属性。第2条既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身份，又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媒介身份。《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0条第1项规定：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第37条第4款规定国务院对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具体到央地关系论域中，分散的各级地方的权力配置可视作头绪，对标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但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七八宪法并未恢复五四宪法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检察院的统一领导的规定。

如，上世纪90年代初推进分税制改革，负责实际落实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2.5公斤的肉，这意味着中央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中央只占（税收的）28%，经济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即中央终局性财政事权的事实减损。而最后分税制改革得以成功，仍应归为中央的统一领导权威的基础性保障。

就落实机制而言，主要路径有二。2018年修宪充实第1条第2款，再次将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写入正文。统原意为纪，即丝头，具有整合所有丝线的头以便于梳理之意。其一，根据第15条，地方各级人大、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保障国防法律规范的实施。有机协同说明无论中央或地方，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均有相向而动即互相集中的需求和必要，只是在单一制背景下，地方向中央集中更具根本性。总之，中央要‘集那些至关重要之大权……要‘放那些能让地方发挥自主权之小权（让地方在这些事项上自治，中央原则上不再直接过问，只是行使监督权）。

第13、15、16条分别确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武装力量和全国人大的领导。五四宪法初步实现了体系化规制，包括：第49条第3项国务院对各部委的统一领导，第4项国务院对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统一领导。

例如，作为新时代我国央地事权改革核心指导性文件的国发［2016］49号文明确：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该文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有三方面问题尚可反思：一是未能始终恪守宪法释义学的立场，对规范文本的解剖麻雀仍可加强。

这类功能如何实现？民主集中制首先作为党内组织原则，具有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三重内涵，其外化至央地关系场域同样适用——下级服从上级暗合中央的统一领导，少数服从多数是作为央地关系形成要素的人大制度的基本决策机制，全党服从中央则隐含了党的领导对央地关系调整给予科层化保障的可能性。《宪法》第4条第3款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港澳基本法亦分别在第1条申明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3条第4款规定：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第5条第2款（《立法法》第4条）还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作为基本原则予以确立。可见，以一统为大的价值取向同单一制国家组织结构形式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深度的契合性。（三）核心环节之一：统一领导的人事表达 邓小平曾言：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

《宪法》第3条第4款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之间构建了互相形塑的逻辑：中央的统一领导是前提，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中央统一指导下的发挥，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中央的统一领导居主要地位。第四，中央配置事权的全局性和终局性。

较之七八宪法，现行宪法将指导思想从正文回归序言，更加契合李鹏所谓宪法序言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的基本规律。地方政府对中央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

根据1982年《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国务院仍设立国防部，主管除国防工业生产以外的国防建设，包括国防预算、经费、编制、装备、补给、训练和军事制度建设等军政工作。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武装力量的建设，还是归国务院管。

人事控制在现行制度中的体现：一是根据级别原则，中央对于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即中管干部）的直接领导。第14条首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领导。由前所述，中央的统一领导无论作为前提抑或规则，都属于央地国家机构职权划分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脱职权划分的具体过程，升华为这一过程的外部保障。（一）前提环节：统一领导的思想指引 五四宪法在起草过程中曾触及指导思想问题，但由于毛泽东本人将毛泽东思想与个人崇拜关联，五四宪法最终同指导思想条款擦肩而过。

其四，根据第32条，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支持承担国防科研生产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二）基础环节：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统一实施 根据《宪法》第62条、第67条和第89条，制定、修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均属中央职权，是中央统一领导的意图呈现、规则设置、路径方式、实施保障等的重要手段，而要求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就成为中央的统一领导制度实现的基础环节。

按照《国防法》的规定，可分为四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的民族事务职能主要通过国家民委具体实现，而结合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关于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委的要求，新时代国务院的民族事务职权将更加倾向于管理，逐渐实现与中央统战部领导的分工格局。

因此大一统可理解为推崇将诸多头绪合而为一的状态。在新时代，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开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为指导，由国发［2016］49号文、国发［2018］6号文、国办发［2018］67号文、国办发［2019］26号、27号和33号文、国办发［2020］13号和14号文等系列顶层设计具体配套跟进。